童年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趁着六一刚过写下一些关于我的，也许以后就没有心情写了。

父母对我们姐弟俩管教的严格，平时因为“一日一题”、“一日一句”这些深恶痛绝的课外作业，我们很少能和小朋友一起玩，所以最开心的就是儿童节和过年了，因为那几天我们可以疯玩一阵。但即使是过年，跟着父母去拜年的路上，弟弟和我也不可闲着，得把路过的每家人门前贴的春节对联念一遍，认认新字，听听大人的解读。而在丢下年夜饭的碗筷，跑去放爆竹之前，小孩子们必得完成一项作业——端着一碗汽水，去给长辈轮番“敬酒”。都说人生何处不PK，因为每人都要说别人没说过的祝福语，不能重复，说的有创意才能得到表扬，所以为了那大人都屏息倾听的时刻，我们搜肠刮肚，眼神交错，刀光剑影。弟弟说了“祝外公身体健康”，我就得找新词儿“寿比南山”... 也许讨巧逢迎的潜意识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培养的，谁说不是呢。

弟弟和我调皮贪玩，少不了犯错。惩罚的方式每个父母都有独创，我家也有不一样。我母亲算受过教育，特别崇拜宋庆龄，每次姐弟俩犯了错，都会让我们跪在挂着宋庆龄那张放大的黑白照片墙前，像对圣母般的对着照片里穿着旗袍微笑的宋庆龄忏悔，低着头，带着哭腔陈述自己犯了什么错，为什么会这样做，给其他人带来怎样的伤害，以后如何改正…父母就端坐在椅子上，厉声说，宋庆龄奶奶管全国的小朋友，难道还管不了你们？！直到我们“认罪态度”端正，且保证加保证下次不会再犯，才会让我们起身。通常这样的惩罚是在饭前，所以饿饭也会是连带手段。多年过去，现在偶尔翻到书里宋庆龄那张熟悉的照片，心里都会别扭好一阵。

初犯错误罚跪的时间较短，再犯会要求我们做更深刻的检讨，第三次就用“刑具”了。记得小时候受的刑具包括鸡毛掸子、竹条扫帚、戒尺、老爸的巴掌、老妈的毛线针以及其他他们可能伸手触及的物件，下手那叫一个重，我哭的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现在想想，爸妈还真没把我当女儿养。加上表弟，我们姐弟仨常玩在一起，蹲马步、爬树、翻墙、抓泥鳅，加上大人还唆使我们比试“功夫”，更加疯野。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和一个男同学发飙，追着他全教室跑，跨过一个室外的排水沟，他一迈过去了，我却结实的跌进沟里，臭水和污泥劈头盖脸，最后哭着喊着被校长牵回家。这蛮性子给我带来的糗事数不过来，若不是近几年才见消减，我还一直把自己当男生使。

因为这些折腾，也有了许多课外兴趣，若非那时练的手，我估计以后也没啥机会发展了。现在想想，自己的小学读的真是辛苦，早上六点就要爬起来，先到门前的操场八百米长跑，然后和弟弟赛两百米，最后回到家里端上小板凳坐在门口，大声且非常大声的朗读课文，在七点不到的清晨，风雨不断。邻居叔叔阿姨都是“三班倒”的工人，半夜下班回家，好不容易睡着，就被我们姐弟俩大嗓门喊醒了。真不知那些年他们是如何忍受我们的，若是今日，非得报警了…

研究说，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与家庭环境相比，性格和价值观更容易受玩伴的影响，孟母三迁就是这个道理。我很幸运，有弟弟和表弟陪伴。回想这样既苦也甜的童年，恍惚就象昨日，但永远不再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