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波的BLOG--民歌生长的地方

辽远、朴素、疼痛、隐忍、深情……

这是我对一些西北民歌的印象，这些词，后来准确地对应上了我在2000年3月中旬看见的陕北荒塬，以及西安以西的数千公里铁路沿线。

爱上那些歌曲十余年后，我来到它们的故乡。

那时江南已是桃花满天红，延安的早晨，气温却在零度以下，沟谷里到处是积雪和陈冰烙下的伤痕。我躲到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熬到太阳升起才敢出门。

在远郊的一座高塬上，我呆了差不多一个中午。那时太阳已经烤得毛衣里发躁发痒了，视界里仍是人迹罕至，只偶尔在黄土的皱褶里发现几只在坡上斜行的羊；或者，方圆数里内没有友邻的一孔独立窑洞。窑洞粗陋，却很感人地贴着红彤彤的对联，远远望去，像是深谷中一簇执着地开着的杜鹃。

这时，眼睛就忍不住激动起来，人也迎着响亮的阳光站起来作展望状。

一座座的塬不仅是黄土的集合，也像是由千万年的时光累积而成，它们在光雾中静默地此起彼伏，绵延不绝至天际。

不仅是眼睛，喉咙也跟着激动。明知性别和嗓音都不适合，还是忍不住叫了几句：“你若是(si)俄的哥哥哟， 招一招的那个手；哎呀，你不是(si)俄的哥哥来，走你走的那个路……”

那次行走历时半个月，回来后我告诉每个朋友：北方的山水确实比江南深沉质朴，北方姑娘确实比南方女孩更相信爱情。

时间过了9年。

这次也是近半个月，自北京往东，然后回身往北走，那些熟悉的定语，依旧在头脑里给我引路。

车过集宁后翻下卧铺，就着微微的天光打量窗外的原野。敛着呼吸，梗着脖子，从呼和浩特到包头，从包头到鄂尔多斯。

望不见毡房式的蒙古包。草原一铺开来，仍有种地老天荒的架势。几十里地才见一个低矮歪斜的土院落，院外站着几株沙柳，或者沙柳一样静立的驴马和人。已经是7月的最后一天了，早起的人身上还穿着薄毛衣或厚外套。铁路和高速路外的那些泥路，不知是哪个朝代留下的，真的就像鞭痕一样，歪歪扭扭抽打在原野宽广的脊背上。左一鞭，又一鞭，牧人的日子就在生存的驱赶下艰难地向前蠕行。

落住在鄂尔多斯一家四星酒店里。这个地级市因为盛产煤炭、天然气和羊绒，财政收入比中部许多省城都要高许多。本地一些钱多得没处使的人就长期包住在豪华宾馆里。这座草原上的城市离真正的草原有130公里远，换算成租车的人民币，草原离我还有600元距离。

有点点贵，但想都没多想就支付了它。民歌生长的土地一直是我急于朝圣的地方。我的青年、中年，我的思想、爱情，我在南方的许多次失意和得意，都曾得益于民歌的声援与扶持。

沿途停车加油时，就闻到了雨后弥漫在空气里的花草的甜香，真正到达鄂尔多斯草原时，却惊讶于它的贫瘠和干旱。草只比脚踝高一点，遥看成片近却疏。沙蒿和骆驼刺丛间，到处是蜥蜴状的小动物，似乎草原原本就是在沙漠上长出来的，或者，草原在沙漠的追赶下渴得不行，正匍匐着苟延残喘。骑着马往生态保护区的深处走，地表的绿色才稍稍茂密些。

草原毕竟还是草原，天，比想象的更蔚蓝，云，比期待的更白更低，不时在地面掠过一大片阴凉。牧民的笑脸，明显比南方小贩宽厚慈爱得多，你把玩了半天也不买他的弓箭和酒囊，他仍憨厚热情地望着你，请你坐下来喝免费的奶茶。

以骑马的借口到的草原，到达之后，才觉得骑马并非最紧要的事。马队每停歇一次，我都要跑到无人处，眯着眼使劲往四野张望，倾听。

除了裂帛似的风，除了绵羊啃啮草茎的脆响，除了云影下一只鹞的羽翅的震动，除了皮肤在正午的烈日下嗞嗞地冒着油，草原上什么声音也没有。

蒙古长调，要等晚上开篝火晚会时才能听到。我并未预订水泥建的蒙古包，也不打算参加这种旅行社组织的狂欢。

据说，最丰饶的草原和草原文化在数千里之外的呼伦贝尔，同时也听说，在七八两个月，呼伦贝尔的游客可能比羊群还多，周末一张铺可以卖到一千五百元人民币。

不过，鄂尔多斯已经让我这个江南人震动了，我不时在心里拿它同刚刚离开的北戴河海滨比较。

海边越是喧嚣

人心就越是安宁

草原越是安宁

人心就越是喧嚣

同样没有边际

草原的辽阔并不是床

草原从我的视线里拧出水来

浇灌它的干旱和孤独

在心里筹划着下次去呼伦贝尔的行程。不过并不奢望去那里听民歌，在陕北、内蒙、青海、新疆这样的地方，我只需看见质朴和苍凉，以及一种欲歌欲舞欲醉欲哭的冲动。那里生态保护得再好，也留不住比这种生态更易逝的行吟般的生活方式。说到底，民歌是乡土对农耕社会的馈赠。

这个时代，民歌更多存活于怀念和少数天籁般的嗓音中。

对当今这个排行榜比股市还虚火的乐坛我实在没有太多好感，在沙尘暴般阵性发作的流行音乐和各种商演的围剿中，民歌的生态困境，比草原还要严重。

对于未来的漫长时光，传统民歌生存的最大危险不是被遗忘，而是动机各异水准各异的种种翻唱。那些形形色色的伪民歌手和时尚组合，唱完了自己的原创歌曲又不甘心匿迹时，就搜出我们记忆里最完美的那些旋律来肆意挥霍。

这样的翻唱，看上去是继承，本质无异于绑架和谋杀。那些水泥地上生，水泥地上长的人，心肠也和水泥一样干硬，放歌的热情主要源自虚荣和实利。这样的歌者，怎么可能体察并唱出荒塬和草地深处的疼痛、隐忍和爱恋？

在我刚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的那些年，每当父母偏激地把一些劲歌辣舞斥作佯癫和抽风时，我也会偏激地认为，不能接受流行音乐就是衰老的标志。

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无论艺术是多么主观的东西，它的审美也都存在一个相对客观的度，流行音乐和民歌也是如此。

我在歌厅里热烈追随着1980年之后的流行经典，同时，也在MP3和家庭音响里珍藏着陈酿般的民歌经典。不过我对经典的定义，远比媒体和音像公司要苛刻。

这些歌每首都听过至少10个版本：

《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只认吴雁泽，其他的，要么太华丽，要么太轻佻。《赶生灵》的最高值应当是冯雪健，普通话和方言糅合得恰到好处，换人唱立马走味。《半个月亮爬上来》这支歌，以前总找不到标杆，大约是去年吧，忽然在网上搜到彭丽媛的版本，音色柔媚深挚，仿佛镶着月光毛绒绒的银边，每听一次，心脏都有被惊艳洗掠的幸福感，从此只听这一版。《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无数歌唱家唱过，最打动我的却是一位姓氏不详的大学音乐教师，在人声嘈杂的相亲大会上，他站在边缘阖着眼自语般地清唱，听得我皮肤发凉，内脏发热。

许多年了，总想再邂逅这位歌者的声音而始终未果，这样的惊鸿一瞥似乎在暗示：民歌尚在民间。

荒塬、戈壁和草原是北方民歌的发源地，它的不衰，还要靠这些贴着地面呼吸的嗓音。民歌在时间深处孕育，成熟，然后，顺着这些卓越的嗓音，向远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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