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文化忧思录　六

六、根治基层腐败的药方——“县官直选”

既然县官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执政府的形象,县官的人选和监督就应该成为政府吏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几年政府对县官职务犯罪的防范措施不可谓不力；对贪污渎职的打击不可谓不强，可为什么还有相当多的县官成了上文中的那幅模样呢？
　　中国的部分县官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能够制约县官胡作非为的行政上司对他们的容忍又到了何种程度？亳州市（县级市）前市委书记李兴民的所作所为最能说明问题。
　　1997年2月18日，新任亳州市委书记（县级市委书记）李兴民为了庆贺自己“荣登书记宝座”，竟然耗资200万元人民币搞所谓大“阅兵”。他命令全城戒严、交通中断、学校停课，自己站在敞篷汽车上，人模狗样地向列队肃立的司法系统干警、土地税务工商干部、中小学生频频挥手，扯开嗓子大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并志得意满地接受“首长好，首长辛苦了”的欢呼……
　　李兴民“阅兵丑闻”曝光后，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但不曾因这件丑事受到追究，而且还在1998年10月官升一级，当上了宿州市（地级市）副市长。是有关部门对李兴民的丑行一无所知吗？好像不可能。大“阅兵”是大张旗鼓公开进行的，事后亳州市的电视报纸均做了充分报道；况且，对这么一桩“新鲜”事，老百姓街谈巷议，其传播功能怕是比媒体还大。看来，我们只好认为，是负有对李兴民进行监督、考察重任的那么一些部门里的一些人，他们因为各种不便言明的“原因”，或者不把李兴民的大“阅兵”视为问题，或者仅仅把这件事视为不影响对这个人继续使用和进一步提拔的“小问题”？直到2003年6月1日，安微宿州市原副市长李兴民及其妻子因经济犯罪被纪检专案组立案侦查，才“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扯出六年前那件阅兵丑闻……
　　不久前山西洪洞县曝光的震惊全国“黑砖窑事件”，洪洞县的县官们居然没有一人为此引咎辞职，还动用媒体为自己涂脂抹粉，随意动用纳税人的钱去为自己的失职行为“灭火”，部分公务人员也因祸得福，借此享受了一番“公费旅游”的待遇…… 按照党政干部引咎辞职条例，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领导必须引咎辞职。可洪洞县委书记辞职了吗？在千夫所指的境况下仍赖在位子上不下，他那个位子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值得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不下就不下”？
　　纸是包不住火的，那一年的12月5日，洪洞县又爆发了一起特大矿难事件，死亡105人！
　　在12月9日上午洪洞“12.5”事故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大会上，山西临汾市长李天太代表市政府向遇难的矿工表示沉痛哀悼，向死难者家属致以深深的歉意，并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在主管市长道了歉且主动亮明了态度的情况下，人们却没有听到更直接的责任人——县长、乡长的承担责任的任何声音，他们好象比自己的上司还“牛”？连承担责任的表态都没有，就更不用说主动引咎辞职了！
　　…………
　　我们的县官怎么了？
　　我国的部分县官腐败成了上文中的那幅模样，并不能说明“县官”的本质出了问题；从根子上来说应该是我国任免“县官”的机制出了问题。
　　我国传统任免县官的机制是“单向负责制”，即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县官的任命和升迁都是上司说了算，县官辖下的了民则没有任何制约县官的权力；既便有少许“文字上的权力”也是象征性的，根本没有实施“象征性权力”的可行手段。人的天性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拥有匡时济世普济苍生高贵情怀的天使形人物毕竟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县官在任上的最大职务驱动力是保住自己的职位并获得升迁；并尽可能过得舒适一点。如果县官的任免是老百姓说了算，他就会想法设法要在公众心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尽可能多为公众谋福利是最有效的途径。这样他的自身利益就和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一致，就没有多少动力和机会贪污渎职，否则就会被老百姓赶下台。如果县官的任免是行政上司说了算，那么他就只需在上司心中留下好印象就成。和县官一样，拥有“天使情怀”的上司一样是少数，绝大多数上司也都是些拥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下属能否在他心中留下好印象主要取决于“态度是否恭顺”和是否知道“好歹与感恩”。在人生的非关键时刻，感恩的最直接有效途径就是给上司“送礼”和“迎合上司的旨意”。人生的关键时刻毕竟少之又少，所以多数县官给上司留下好印象的方试就是“搞政绩、拍马屁和送礼”。实实在在的政绩不是想搞就能搞出的，在没条件或没智慧搞实在政绩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县官就只好选择“劳民伤财式的假政绩”忽悠上司的视野，结果给当地造成巨大的损失。为了在上司心中赢得压倒他人的“好印象”，县官竟相在提高“礼品”价值上下功夫。为了筹措巨额“礼品”费用，县官就只有利用职务“创收”，贪污受贿通常是最有效的创收途径，于是职务犯罪便成了不治之症……
　　县官一旦用“礼品”和“拍马屁”搞定能够决定他政治命运的少数几个甚至一个上司，在没有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民众“权力机构”监督；舆论和媒体监督只停留在“文字条款”的情况下，县官就在治辖地赢得了操控人事、财政和公共工程的“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必然孳生“绝对腐败”，县官的贪污受贿的幅度也就从“筹措礼品”发展到无节制地聚敛私人财富，“孝敬上司”那部分赃款在他“腐败帐户”上所占的比例随着任职时间的延长变得越来越小……
　　就算决定某个县官的行政上司是一个拥有天使般情怀的“精英人物”，因为只能是“遥控”的缘故，也无法对县官行使有效的监督。他呆在县官辖地的机会很少，无法对县官的所作所为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对县官的认识更多来自县官自己的汇报。县官在上司面前多半是“报喜不报忧”，“精英上司”也因此很容易被他的“腐败部下”忽悠糊弄。
　　科学进步的政治体制必须能有效防范“人性恶”，因为“权力”是孳生“恶”的最佳土壤，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在“绝对权力”毒害下都会变“坏”和“危害社会”，那么我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要使权力人物没有条件、机会危害社会；而“造福社会”的大门则是对他们敞开的。
要想从根子上解决县官漠视民众和在辖地一手遮天并因此孳生“绝对腐败”的悲剧，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县官的任免升降权力交还到民众手里，也就是实行“县官直选”。当县官的行政命运由辖地的民众来决定，民众随时可以罢免起诉他且无法受到行政上司的庇护时，他还敢刮地三尺以权谋私或劳民伤财瞎折腾吗？
　　“县官直选”能使县官“变坏”“作恶”的机会变得尽可能小；贪污腐败的空间也因此会为得尽可能小。
　　也许有人会问：实施“县官直选”会不会改变政权的颜色？会不会威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的回答是：“不会！”因为县官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没有决定性影响，没有条件和能力干扰政权的方向，所以也不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县官一旦由民众直选，就能有效地控制基层干部的腐败渎职现象，使广大民众能更深切地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个直正为民作主的政治制度，民众会发自内心真正拥护的。
　　如果为了县官的个人利益而拒绝或拖延“县官直选”，县官的腐败渎职现象不但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会逾演逾烈。当县官的形象一天不如一天，高官的形象也会被县官“牵连”，民众会误认为“为人不当官，当官是一般，天下乌鸦一般黑”，从整体上否认我们的公务队伍。当民众因为县官的“绝对腐败”对现实不满日益强化时，就会怀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出了问题，转而向往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自身。
　　提起“县官直选”，人们也许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村官直选”的闹剧。
　　我国的“村官直选”已实施了近二十年，关于“村官直选”的闹剧在媒体和传闻中已成为一个永远道不尽的话题：卖买选票司空见惯，强势群体操纵选举；村民为了一包低劣香烟轻易出卖自己的选票；强势家族和地方黑恶势力垄断基层政权的报道屡见不鲜……
　　人们不禁要问：“县官直选”会不会成为“村官直选”的翻版？
　　县民真的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吗？他们真的能选举出合格的县官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从三个方面说说“村官直选”这个话题。
　　一、 村民之所以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主要是由农村人口流动这个特殊因素造成的。众所周知，我国农村的精壮劳力绝大多数在选举季节都去遥远的城市务工去了，留在家里务农的主要是老、弱、病、残。在选举季节来临时，在遥远城市务工的农民不可能丢掉手头的工作且花费一笔对民工来说无疑是很昂贵的交通费回乡参加选举，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村官是由那些留守在家里的老、弱、病、残选出。农民中的弱势群体老、弱、病、残没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并不等于说农民中的强势群体——占选民半数左右的民工没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因此也不能否定农民这个整体没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
　　二、尽管“村官直选”存在很多伤心的景观，但并不能因此证明在此之前的“村官任命”比之更优越。贿买选票是“村官直选”的硬伤，但“村官任命”时难道就没有人为了当上村官向乡官行贿吗？不但有，且比贿买选票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尽管“村管直选”目前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比“村官任命”毕竟要进步一些。
　　三、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未经历过民主政治的民众对行使民主权力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所以对民主政治不能求全责备。我们能够容忍基层政权中带普遍性的买官卖官行为；为什么对民主政治“初级阶段”暂时性的“买卖选票”现象视如洪水猛兽呢？
　　和“村官直选”相比，因为绝大多数县民不象村民那样为了打工背井离乡，不存在优势群体在选举季节不能参加选举的现象，加上县民的整体教育水准和认知能力比村民高得多，所以“县官选民”比“村官选民”拥有更高的综合素质，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自己的民主权力。
　　因此“县官直选”不会成为“村官直选”的翻版，通过直选选出的“合格县官”比“合格村官”的概率要大得多。
　　任何制度不可能只有优势没有劣势，“县官直选”也一样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官吏任免机制，一样会选举出不合格的县官。但通过直选选出的不合格县官的概率比行政任命产生的不合格县官概率要低得多。加之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就算不幸选举出一位“酒肉县官”，也能很快被识别并清除出去，其负面效应不容易扩散蔓延，对国家社会的危害也就停留在短期和局部的范围内。
　　在“县官直选”的初级阶段，不能排除选举的县官比任命的县官还不如的现象。部分选民因为“选举是走过场”的惯性思维，也会自我践踏甚至借选票嘲弄自己的民主权利，出现“戈尔巴乔夫”或“霍元甲”之类的选票。日本在战后第一次民主选举时，基层政权曾有把妓女选进议院的现象。但这只是暂时的，公民一旦发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得到了真正的尊重，发现一旦滥用这种权利就会受到惩罚时，绝大多数人就会转而尊重和认真对待运用这一权利，就会利用民众监督机制，及时把不称职县官扫地出门，重新选出称职的县官，不会出现“任命县官”那样“一代不如一代”和“一旦上任就一手遮天、百姓哭告无门”的悲剧。